杜润生 济世之魅-农事资讯凤凰时时彩平台注册

一年后的冬天,也就是1981年冬天,杜润生所在的中央农研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多年,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共党史中,是农民真正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如果说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农民第一次推动了共产党的发展,那么这种推动的原动力,是农民对土地私人产权先天性的渴望;如果说1978年由农民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30年的改革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的有限突破,也是农民对土地自由使用权利的一次还原。之后的乡镇企业,在土地有限范围内,实现了农民的进一步分工;而后来数亿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现象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醒目的经济活动,显然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还原了农民的自由生产权利和自由迁徙权利。

这些关于农村改革的早期思想,在农村合作社大发展的激进岁月里,显然有一些不合时宜,因而被批评为“小脚女人走路”,杜老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也被解除。到了“文革”中杜润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被视为解散农业合作社的罪魁祸首。然而,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杜老也对农村问题念念不忘。

领奖、发言

杜润生近百年的思考和行动,正好与中国农民的这种生存轨迹有关。

10月9日早间6点20分,杜润生杜老走了。

体制内创新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杜老的命运就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他在邓子恢的领导下,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

老人谢滔有言,眼下的中国,老人勇敢,中年人保守,年轻人回避。比谢滔更老的老人杜润生,就是这样一个勇敢的人。

二是杜老的思想贡献。早在1953年,杜老在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时,就提出要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借贷、雇工和租佃关系的“四大自由”。后来又在邓子恢的领导下,提出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改革意见。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并不顺利。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心存忧虑,不愿意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严重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为继。杜润生、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着名的75号文件。并且在文件的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区,应当允许搞“包产到户”。

更有人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城市汹涌澎湃的房地产经济,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贡献了让人叹服的GDP水平,事实上是以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为代价的;而今天,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产业链绷紧,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农民再一次被首先抛弃。他们来自农田,现在又从城市撤退,回到农田里去,而那些肥沃的、一望无际的农地,至少在产权意义上,并不归农民私人所有。中国农民再一次有可能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群。

三年前,小杜主任走了;今天,老杜主任也离开了他打拼一生的中国农村改革事业。杜润生的离开,几乎引起所有参与过改革设计和攻关的学者、官员们乃至无数老百姓的哀悼。一个正部级官员的离去,引起全国范围的纪念,这种自发的规格,是罕见的。缘何如此?

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杜老的命运就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他在邓子恢的领导下,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提出了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经济意见,但随着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的盲目激进,邓子恢、杜润生受到了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批评。

毫无疑问,杜润生老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幕后推手,是首屈一指的农村经济学大家。2008年12月,董辅礽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联合起来,将建国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颁发给了杜润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老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他已经完全失聪,可是却走到演讲台上讲话。他的话语极少,前后不过50个字,声音生涩、苍老、含混不清,可是却字字分明。他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他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当今中国能被尊称称为“杜老”的,大致有三个人:一曰杜润生,二曰杜导正,三曰杜瑞芝。其中又以杜润生年纪最大,资历最老,是三个“杜老”中的“老杜”。三个“杜老”都是改革闯将,他们之间惺惺相惜。

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调离农村工作部门。从此20年与农村经济无缘。

体制内创新

退休以后的杜润生,职务退休了,思想并未退休。他多次指出,“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后来,又加了一关:自由关,要给农民自由权。2002年,杜老提出《关于完善民主法制的建议》,直接提出,小康社会,也应是民主社会。他说,“怎样建设一个执政党,怎样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决于如何对待民主政治。”这些建言,这些思想,至今仍振聋发聩。

在简单的生存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少数农民偷偷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阻力是明显的,个别农民甚至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杜润生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开始彰显。他首先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老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杜老的命运就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他在邓子恢的领导下,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提出了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经济意见,但随着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的盲目激进,邓子恢、杜润生受到了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批评。

文革后杜老带领中央农口提出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关键突破。“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改革“鱼跃龙门”的一步。

不过,杜老并没有停止对农村改革的深度思考。他一生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家、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又是一场政治变革。

一年后的冬天,也就是1981年冬天,杜润生所在的中央农研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多年,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没有这样高超的政治智慧,没有这样的润滑剂方法,改革的顶层设计便难以完成,更不要说落地了。

历史作证,这个文件对于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它肯定了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承认了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极大地鼓舞了基层的农民群众,支持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改革。“包产到户”因此在全国迅速推开。

领奖、发言

三是杜老的政治智慧。在文革靠边的期间,杜老凤凰涅槃,练就了一套“道并行而不悖”的话语方式,使得看起来水火不容的左右两派都欣然接受,进而推动改革的落地。万里曾由衷感慨,“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体制内创新

杜老的勇敢在于,他是一个一辈子都在为农民权利鼓与呼的人。

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包括在杜老身边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等,他们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教诲,在杜老身边耳濡目染,向来视杜老为“恩师”。

改革前20多年中,我国农村推行的集体经济制度,基本上仿效苏联模式。有两年,是他们的共耕社,又称为初级农业社,立脚未稳即被放弃。很快全面实现高级合作化,1958年,又进一步实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农工兵政学商并举的人民公社化。后来进行调整,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组织结构上来,但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仍是集体农庄模式,其特点是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限制农民的自由贸易,限制自由择业,从而大面积瓦解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土地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由此跌入崩溃的边缘。

杜润生的贡献就在这里。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他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润生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楷模,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拓荒者,是体制内的良知,更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杜老门生”们在中央农口工作或在外地工作期间,受益于杜老营造的开放、包容、平等的氛围,成为年轻的改革者,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而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关键作用。这无疑是杜老的又一特殊贡献。

今天的杜老虽然将近百岁,但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已经远远跨越了1980年代的联产承包制度。眼下,他谈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这是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杜润生的看法是,中央要长期稳定土地使用权和家庭承包制,发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新的联合与合作,既维护农民的个人财产,也发展公共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他强调,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应包括经营权、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应作为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并有权对使用权进行市场转让,他主张这一切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护。

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调离农村工作部门。从此20年与农村经济无缘。

此外,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他们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西东大学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

凤凰时时彩平台注册,毫无疑问,杜润生老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幕后推手,是首屈一指的农村经济学大家。2008年12月,董辅礽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联合起来,将建国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颁发给了杜润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老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他已经完全失聪,可是却走到演讲台上讲话。他的话语极少,前后不过50个字,声音生涩、苍老、含混不清,可是却字字分明。他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他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改革前20多年中,我国农村推行的集体经济制度,基本上仿效苏联模式。有两年,是他们的共耕社,又称为初级农业社,立脚未稳即被放弃。很快全面实现高级合作化,1958年,又进一步实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农工兵政学商并举的人民公社化。后来进行调整,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组织结构上来,但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仍是集体农庄模式,其特点是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限制农民的自由贸易,限制自由择业,从而大面积瓦解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土地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由此跌入崩溃的边缘。

比如1980年代初期,路线斗争惯性犹在,姓私还是姓公吵得不可开交,从小岗村开始的包产到户搞不好就会夭折。面对这种情况,杜润生试探性提出,贫困地区要调太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太大,不如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然后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就是着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从而让各界都能接受。

杜润生的贡献就在这里。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他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润生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楷模,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拓荒者,是体制内的良知,更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并不顺利。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心存忧虑,不愿意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严重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为继。杜润生、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着名的75号文件。并且在文件的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区,应当允许搞“包产到户”。

一个人,赢得那么多人的尊重,赢得那么多观点对立的人的尊重,一个人能够在对立的氛围中做事、做成事,而从来不是“毁誉参半”,说明这个人真正是有大智慧的。有大智慧的人,是改革的福气。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大抵便是杜老这样吧!

沿着农民的轨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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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 济世之魅

一是杜老的改革贡献。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政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特别是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着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亲手推出、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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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杜老带领中央农口提出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关键突破。“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改革“鱼跃龙门”的一步。

今天的杜老虽然将近百岁,但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已经远远跨越了1980年代的联产承包制度。眼下,他谈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这是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杜润生的看法是,中央要长期稳定土地使用权和家庭承包制,发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新的联合与合作,既维护农民的个人财产,也发展公共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他强调,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应包括经营权、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应作为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并有权对使用权进行市场转让,他主张这一切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护。

四是杜老的人才贡献。在中国改革界,有一个说法,叫做“杜老门生”。“杜老门生”里涌现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重要领袖人物,其中既有学术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但是“杜老门生”却又不是什么山头,杜老生前从来不搞山头,他之所以门生众多,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在简单的生存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少数农民偷偷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阻力是明显的,个别农民甚至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杜润生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开始彰显。他首先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老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历史作证,这个文件对于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它肯定了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承认了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极大地鼓舞了基层的农民群众,支持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改革。“包产到户”因此在全国迅速推开。

不过,杜老并没有停止对农村改革的深度思考。他一生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家、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又是一场政治变革。

2008年11月29日,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老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领取建国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此时他已经完全失聪。本文刊于2008年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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